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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烈批判当下文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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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feeshi.com 来自:飞石图书 时间:2004-1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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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对《羊的门》的分析非常深刻。这些见解我也很认同。但是我要从另一个角度谈谈对《羊的门》的看法。我不是要说这本书不好。相反，我是因为承认这部小说在同类作品中太出色，才觉得有必要从批评和挑剔的角度讲几句话。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老是觉得必须从文学内部来寻找文学的前途。我们究竟怎么弄才能让中国文学有一点自己的尊严？我觉得中国目前的文学状况过于世俗，过于缺乏艺术性，过于缺乏精神上的灵光。中国作家过分集中地把注意力盯在社会政治这个层面，社会如何污浊，政治如何腐败，老是被这些东西缠住。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本来可以摆脱文革时候过于严酷的文化专制，获得稍微广阔一点的发展空间，应该呈现更加多样化的局面，尤其应该出现具有精神超越性和灵魂升华感的大作品。但是，所有这些期待都不幸落空。经过二十年的发展，我们的文坛依然精神苍白，空间窄小，面貌单一。 目前中国文学的面貌，我看基本上是由三种作品构成的，小说界尤其如此。 第一种就是按照中国自古以来的思路，非常关心社会政治层面的问题，关心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文学思维与社会生活处在同样的层面。社会上如何“黑”法“厚”法，文学中也如何“黑”法“厚”法。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一类作品，就是集中展现集团与集团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搞来搞去、相残相害的这么一套东西。中国人为什么选择《三国演义》、《水浒传》作为最杰出的文学经典，基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相互算计相互倾轧达到了完全的心理同构。《三国演义》是这个特定民族环境中所滋生的阴谋政治强权游戏流氓逻辑的教科书，它被世世代代奉为文学经典和民族公共读本，这不仅是文学和文化的悲哀，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生活的悲哀。对二十世纪中国大陆的长篇小说创作起了非常大的规范作用的《子夜》，也是在社会政治层面做文章的典范作品。新时期产生的那些有重大影响的长篇，也往往是这样。像《古船》、《故乡天下黄花》、《白鹿原》等等，骨子里无不闪现着《三国演义》和《子夜》的影子。这是二十年来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学。 第二种就是八十年代诞生的先锋文学。这本来是给中国文学开拓新领域新空间的东西。先锋文学的历史意义是非常大的。它背叛以前的文学思路，有意识地回避社会和政治层面的肮脏和阴暗，毅然走向人的内心。但是它走向人的内心的时候，过多地偏向于人的自然本性这一面。至于真正属于精神和灵魂的东西，它反倒关注得很少。文本内外充满了人作为动物之一种的基本欲望，自然层面的基本欲望。先锋文学的笔触常常作出一种姿态，要奋力敲击人类灵魂的牛皮鼓，但却常常在落笔的那一瞬间从鼓边上滑落。先锋文学在美学上的黑暗和压抑，不亚于它所背叛的那种文学所津津乐道的社会政治层面的黑暗和压抑。 第三种文学跟这两路不一样。它也不正面描写社会政治方面的大事，也不写自然人性。它关注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写平民百姓的家庭琐事。按目前中国这种状况，这种平民的生活，这种庸俗的、没有理想的、没有个人精神生活的浸透酱醋味的世俗日子，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悲悯照彻其中深重的苦难，那肯定只能写得非常阴暗，非常压抑。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目前中国小说界活跃的就是这三种作品。这三种作品给我的感觉是都有严重的不足之处。读第一类作品的时候，自然常常感到阴暗和下流，感到厌恶和恶心。一个人整天泡在《三国演义》的阴谋和倾轧之中，能不恶心吗。你要是看先锋派的东西，看多了也感到压抑。而看那些家庭日常生活的那么一种琐细的描写也同样感到压抑。 你不能说这些文学是错的，它们都没错，它们都很真实。它们都是截取了我们生活中某一面的真实，非常客观。我们的现实生活已经是这么可怕。我们到单位去开一个会，或到一个别的什么部门去办一件事，那一次不是被那些下流的面孔、下流的语言折磨得身心疲惫，那种倍受伤害倍受凌辱的感觉久久纠缠着你，三天三夜也摆脱不掉。回到家里想读几行文学作品，又不得不面对这些柴米油盐和馊豆腐烂西瓜，不得不面对这些下流得嘴脸和无赖的权谋，实在没有一个好心情和好感觉。只能是越看越沉重，越看越绝望。 为什么中国文学只能这样。难道文学就是复制生活的肮脏与黑暗吗？中国文学有没有可能还有另一种存在方式？有没有一种不只是复制我们的下流和绝望，同时还对我们的堕落表示悲哀、对我们的苦难表示悲悯和抚慰的文学存在？基于这样的期待，我渐渐害怕那些虽然真实客观、却仅仅只是复制生活的作品。比如前几年出版的一本反腐败的作品，反响很大，有朋友推荐我读，还拿着一本送到我手里。我说我不想读。官场怎么样腐败还要看他吗，哪个人不知道。别说官场的腐败，还有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腐败，我们每个人灵魂深处的腐败（就像刚才有人说的，我们一次一次地背叛自己），这些还用得着这本小说来告诉我们吗？根本不用。对于社会腐败和我们自己的内心状况，无论是文化人还是在机关工作的人，都有基本的了解和认知。这个业已被大众了解和认知的事实，是不需要文学作品来告诉我们的。你一定要通过作家来告诉我们，我想柏杨的一个酱缸蛆的比方已经把问题说清楚了。这一句话就已经把我们自身的恶劣境遇和内在精神的恶劣状态给一网打尽了。 文学如果只是用各种不同的文本来体现对我们生存境遇的认知，那是做得远远不够的。文学给大家的不应该是这样。这认知在中国已经是常识，文化常识，社会常识。既然是一个常识，一个公共认识，这恰好是一个作家应该超越的。如果一个作家倾他的终生力气，只是要告诉大家一个人们都已经知道的认知，告诉大家我们已经是酱缸蛆，只是到这里为止，这个作家做得还远远不够。他应该超越这个东西。而目前中国文学在整体上是没有超过这一层东西的。我们把笔触伸向社会的时候，老是用《三国演义》和《子夜》的模式来展现这种社会画面。二十世纪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艰辛的努力，这个努力我看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以前的作品没有给我这么大的震惊，没有让我充分感觉到这条思路的不足。因为以前那些作品还写得不够精致。比如《古船》实际上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古船》有粗俗之处。还有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作者也是要给我们讲这些东西，是非常社会化的。他也写得有点粗俗，而且他采取一种调侃的荒谬的喜剧手法，他肯定要忽略很多东西，不能尽可能细致地来展现这种东西。这更给人一个尚未说尽的感觉。看了《古船》和《故乡天下黄花》，我曾经对这一路作品寄于很高期望 。我期望有人写得比《古船》更精粹，比《故乡天下黄花》更加具有艺术内部的文本意义。 可是这样的作品一旦诞生，我就感觉到它的缺点太多了。《羊的门》在文本上是比《古船》和《故乡天下黄花》更加成功的小说。它已经充分的文学化了。如果说以前的一些作家由于急于把这种体验告诉给读者，文本上处理得有失粗俗的话，那《羊的门》可以说在这个方面没有那种急切的感觉，它是精雕细刻的成功作品。这个作家既很有才气，也有极大的艺术耐心。我觉得他比张炜比刘震云都有更好的艺术耐心。《羊的门》从文本本身来说确实是做得很好做得很漂亮。 读过这本《羊的门》之后，我对这一思路的文学忽然怀疑和失望。我觉得中国文学沿着这条思路已经走到头了。这种模式所蕴涵的资源已经被我们用尽了。再在这个空壳中这样走下去就只能走向覆没。 可是为什么现在叫得响的小说老是这种模式的作品呢？其中大多数作品甚至还没有进入文学状态，都是非文学文本。为什么只有这种东西才能博得读者呢？中国人对文学本身的要求太少。人们不向文学要求文学，而只向文学要求一般的公共认知。老百姓尽管内心有了这种认知，但是由于这种认知只能在私下里谈，他不知道如果拿到公共场合，这种认知能不能跟人一致。这些作家通过文学文本告诉一般的老百姓：我与你的认知是一致的，所以老百姓就感到非常的拥护。从这个意义上，它是有它的社会意义的。但是从文学内部来讲，一个作家做到这一步那肯定是很不够的。没有给人们提供一种精神上的东西，也没有给文学内部提供一种精神上的东西。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从文学的内部来说，每一个作家都是这样的上帝。你所构造的文学世界就是你说有光就有光的世界。可是中国所有的作家在他的文学世界里，他都不说要有光。他只写我们的黑暗，制度怎么黑暗，政治怎么黑暗，日常生活怎么黑暗，内心隐秘的自然人性的冲动怎么黑暗，他只写这种黑暗。几乎中国所有的作家都满足于传达这种黑暗。把这种黑暗一股脑地向读者传达出来，表现出来。所以看得多了，我很害怕这种黑暗。 这种黑暗一方面是生活告诉作者的，作者这样的传达本身没有错。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至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在整体上都是这样的。第二个，即使生活整体是这样的，只有黑暗，我们作为一个作家，一个从事精神劳动的人，我们的价值体现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从事精神上的劳动，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满足于现实的黑暗，我们要创造一点光明出来。如果一个作家有这样的要求，目前这样状态的写作是不是完全合理，这就值得考虑了。 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中国人的二十世纪是很残酷的一个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的下半期，我们这一场折腾给我们每一个人留下了深刻记忆。确实是很多阴暗的东西压着我们的心。但是其中还有很多东西是完全可以让我们看到一点亮色的。比如在五七年，尽管那是一场游戏，大多数人不过是奉命进谏，结果上当受骗，但是五七年毕竟有那么多敢于仗义直言的人站起来挑剔这个社会的缺陷，这就是中国社会的光明所在。尽管在五七年前我们进行了许多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分子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阶级清洗和思想清洗，可是五七年还有这么一批人站起来说话，这些人就是光明的承载者。去年《思忆文丛》出版以后，我看北大当初那批年轻学生讲的话，真的感到震惊。一九五七年还有人这样讲话。我们现在就没人这样讲话。这样的光明我们要面对它，更要珍视它。后来，中国还出现了顾准和张中晓那样的人，还出现了一批像遇罗克这样的人。在那个绝顶的黑暗中，你随便打个喷嚏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的。可是不但有人打喷嚏，还有人用那种最伟大的激情唱出他最美的声音。这样的人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光明。可是我们二十年来的文学作品没有人面对这个东西来写作，我觉得非常奇怪。在五七年批判刘宾雁的一个批判会上，刘宾雁的一个朋友竟然因为感觉到这个不公平不正义，马上就跳楼自杀了。有这样的血性之士，可是二十年来的文学作品几乎完全没有面对这份血性和尊严。我们就是看不到这样的血性和尊严。这是中国文学很萎缩的一面。为什么这样的东西走不进我们的文学文本？究竟是因为它不符合审美的要求，文学自身必须拒绝它们，还是因为我们的作家群体内心都太阴暗了，我们对那些伟大与光明永远视而不见。大家一睁眼就是尔虞我诈，就是官与官之间的肮脏与下流。《羊的门》里就没有从正面来写任何一个人对这么一个十分黑暗十分恶劣的境遇作哪怕一点反思。没有一个人作一点反思，而我们的民族生活在整体上不是这样的，不是没有一个清醒的反思者。连文革那样的时候，要批林批孔梁漱溟还敢持不同意见。新时期以来，也出现了不少优秀知识分子，对我们的生存状态一直保持着清醒，一直拥有自己的生命体验自己的人格自己的血性。这些东西为什么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老是得不到展现，我们的作家为什么就是看不见这一面。如果文学是我们民族社会生活的一个完整的表现的话，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 文革以前没有做到这一点是可以原谅的，新时期还没做到这一点，是不可原谅的。这只能说我们的作家群体在整体上缺乏一种东西，缺乏一种真正伟大的东西。如果一个作家内心拥有一种伟大的光明，他一定要在写作中把这伟大的光明放射出来。别说照亮这个黑暗的现实，至少要把那些对你有心灵感应的一小批读者给他照亮一下。你怎么也得闪一点点光给他们看看，不要一路黑到底。但是我们新时期从整体上来说没有一个作家能够这样做，大家对最近几十年我们民族生活中出现的一切光明都熟视无睹。这是我们新时期文学的可耻之处。 当然也有偶尔的闪耀，比如《古船》中写的那个隋抱朴，我觉得比《羊的门》里的主人公就了不起得多。隋抱朴是从剥削者家庭出来的人，他就老是反思为什么我们的祖先有权力剥削人，有权力吃别人的血。然后这些被剥削者为了推翻这些剥削者，又要用那么可怕的暴力行动来侮辱我们。为什么要出现这样的事情。他一直在反思这些东西，他用自己的人格力量来担当这种民族内部的和人性深处的悲剧。我觉得他算是一点亮色，但是，后来张炜也没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而别的作家也没有走上这条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文学确实做得非常不够。如果说文学是我们的社会生活的展现的话，那我们至少应该从整体上表现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国除了那些整天吸人民膏血的人之外，还有一些高贵的人天天在想问题，中国文学就没有做到整体上展现我们民族生活的整体面貌。我们只展现了一部分的面貌，尽管这一部分的面貌是主流是主要的。但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希望的应该是另一种东西，那种被我们忽略的非主流的东西。 再谈第二个问题。我们就假设我们的民族生活是一点光明都没有，只是黑暗到底。也可以假设人生一点光明都没有，只是黑暗到底。这个假设也可以说基本成立。说到深处人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人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存在。西方很多作家就是面对虚无来写作的。但他们还是不一定就写出这种纯粹的黑暗。一个作家之所以要写作，实际上是对人的命运的反抗。比如命中注定我生存在一个专制社会，我从心灵深处憎恶专制，我渴望民主。为了反抗我这么一种命运，我要用文学表达我对自由的渴望，对于光明的渴望。这是我写作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否则你要写作干嘛。那些能够到官场去能够在别的什么领域同流合污的人就不要写作。作家为什么要写作，因为你要反抗你这种悲剧命运。这是从我们的现实的社会境遇来说，我们应该反抗这种命运。从人本身来说，我们没有经过自己的选择，被别人作为一个生命诞生下来，然后我们有了自己的意识，我们认识到人生一点意义都没有，是一个荒谬的存在。我们对存在本身感到恐惧，不知道怎么打发这几十年。可是这么荒谬的人生也就是一个作家需要反抗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不要反抗这样的命运，不要反抗这样的荒谬，他就可以或者像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一样满足于感官的享乐，或者 像肮脏的政客那样玩弄世界。那他还要写作干什么。 作家之所以需要写作是因为他不愿意作别的选择，他只能用文本的方式来反抗人世的虚无和荒谬。他不但应该为意义的寻找和建构付出努力，他还应该向读者传达出他对于人作为一个动物生命所体验到的幸福和欢乐，就像西方人对于上帝的感恩一样。我们能够活着，尽管是荒谬的是虚无的，但是我们能够平平安安地活着已经够不容易了。我们应该体会到命运和上天对我们的恩赐，要怀着这种感恩活下去。带着这种感恩，我们来体验日常生活中这么一些美好的东西。我们的作家为什么不可以用这些美好来建构出人在虚无中应该怎么样活、怎么样寻找意义。如果一个作家在这方面做出努力，他就是一个在没有意义的世界里用他的文本世界告诉大家说我们要有意义，于是就有意义。这是一项对应于“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光”的伟大事业，是一个写作者生命史声最有超越性的精神事件。 实际上作家的功能就是这样，作家的意义就在这里。读者一旦展开这样的文学文本，就能感觉到一个伟大的灵魂在关照着你，一种光从远远的地方透视过来照耀着你。尽管很微弱，但你可以感觉到心灵与心灵之间的相互温慰。这一丝美好的东西就让你的生命让你的生活增加一点亮色。艺术就应该给人的灵魂这么一点光亮，这么一点慰籍，别的更多的功能，恐怕是艺术所承担不了的。他只能承担这么一点关乎灵魂的东西。 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的文学界是做得非常不够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羊的门》感到不满足。所以这个不满足不是针对《羊的门》这个单独的文本，更不是针对这个作家。我在八十年代读过李佩甫的两个短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李佩甫很有才华。前不久我又读到李佩甫写下岗工人的中篇小说《学习微笑》。有的人写下岗写得非常浅，李佩甫还是显得比别人高一筹。这本《羊的门》已经体现了李佩甫对精神观察的深刻，他一定程度地宣示了中国人灵魂的沉默、堕落与灭亡。但是小说在整体上受《三国演义》和《子夜》的传统拘囿太深，过多地沉溺于内心阴暗地展示和权谋肮脏的玩味。当人心的阴暗和权谋的肮脏演变为大家玩味的对象的时候，它们就像中国的棋琴书画打拱作揖叩头跪腿一样成为了中国文化尤其是文人文化的一部分，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热衷于此千年百年几乎不可自拔。随着时间的推进，棋琴书画打拱作揖叩头跪腿这些外部演示的传统正在不同程度地渐渐消失，可是对于人心的阴暗和权谋的肮脏的欣赏、崇拜和玩味却成为了人们体现文化品位、维持文化认同的最后的堡垒和图腾。这其实是中国文化中最有吞噬力的精神黑洞，无数才华横溢的文人学士都不幸栽倒在这个黑洞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几代作家企图拒绝这个精神黑洞的魅力、抵御这个精神黑洞的抽吸，但是卓有成就的作家寥寥无几。玩味人心的阴暗、权谋的肮脏、暴力的血腥，几乎成了几代中国作家的宿命。以悲悯之心怜恤人心的阴暗、权谋的肮脏、暴力的血腥的，以光明之心照耀人心的阴暗、权谋的肮脏、暴力的血腥的，以仁爱之心拯救人心的阴暗、权谋的肮脏、暴力的血腥的，——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作家，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作品，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灵魂。不只是需要一个两个这样的作家作品，而是需要我们的文学在整体上达到这个水准，否则，我们就很难说我们的文学已经是现代文学，很难说我们的文化是现代文化。 最后我再补充一点，我觉得最近这半个世纪，我们所受到的最大的精神摧残就是我们的语言被摧残掉了。在这么个语境下，我们很难说话。实际上我刚才所说的“光明”根本不是朋友理解的那个意思。我不是用毛泽东和周扬他们的文艺理论讲什么光明和黑暗的关系。这个光明，是指一个作家在面对整体黑暗的时候爆发出来的抗议的力量。比如《古拉格群岛》，因为他写了这个黑暗的古拉格群岛，这本身就是一个作家对黑暗的最强烈的抗议。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光明。但是在我们的中国作家的诸多文本背后，很难感觉到这种抗议的力量。我对文学写黑暗不是笼统的否定。我觉得中国的文学不是写黑暗写得过了，而是写得远远不够，远远不够黑暗。为什么远远不够黑暗呢？因为黑暗的程度实际上是与人格的光明相互来映衬的。中国作家的文本没有这种人格的光明，比如谁写过《古拉格群岛》，用你的全部生命来抗议这种罪恶的专制。没有人写过这样的文本。没有这样的东西相衬托，也就没有真正的悲剧诞生。所以中国作家是不会写悲剧的。我有一篇文章就叫《论中国文学的悲剧缺失》，中国是没有悲剧这种文学的。为什么？就因为作家的人格过于渺小，不能担当一种真实的黑暗。他只能在社会层面写这么一些黑暗，而且在这个黑暗的背后看不到一个作家的灵魂担当。作家应该把人性中把社会中最大的黑暗包容起来集中起来，然后用自己的精神的光明来抗议这个黑暗担当这个黑暗来消解这个黑暗。为什么说写了遇罗克就能展现更多的黑暗呢。这个说法是非常准确的。就因为遇罗克恰好是最多地集中了中国社会的黑暗在自己身上。他是这样一个人，他担当了中国的黑暗。所以他身上集中的黑暗最多，你把它一摆出来，它本身就把一部黑暗的历史摆出来了。 我觉得作家应该在自己内心承担起这种社会的黑暗，而不是仅仅认知这个黑暗。认知本身是不要承担的。我为什么对中国文学感到不满，因为中国作家在写黑暗的时候只是到认知这一步。没有索尔仁尼琴式的抗议，没有卡夫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焦虑和担忧，没有托尔斯泰式的悲悯与拯救。从中国文学中找不到这种东西。中国大多数作家都只是通过对黑暗的认知得到创作的满足，得到一种审美的满足。有时甚至还说不上是审美的满足，也许仅仅只是因为自己能够看清黑暗而产生的智力上的优越感。《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就充满了这种玩味感和优越感。这种心灵的层次太低了，心灵的空间太小了。 文学根本的出路在于对人的黑暗荒谬虚无持拯救的态度。是超拔出来而不是沉溺其中。从人的要求来说，社会本身是永远黑暗的。不光是中国黑暗，西方社会也很黑暗。实际上人本身也是黑暗的，人性内部就有许多黑暗的黑洞。人是如此不幸的存在。我们之所以需要文学，就是因为文学应该而且可以对一切黑暗和不幸作精神担当，作灵魂拯救。就像摩西把他的那些同胞带出苦难的境地一样，文学就是要从精神从存在这个意义上把大家从精神恐惧和灵魂痛苦中拯救出来。 能够最好地承担这种艺术使命的文学体式是悲剧，可是中国没有真正的悲剧，古代没有，现在也没有。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学离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还是有距离的。许多中国文人老在那里念叨着哪一天能够捧上诺贝尔文学奖，真是一个值得玩味的中国玩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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